习仲勋遭诬陷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的内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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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遭诬陷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的内幕(2)
发布时间：2013-02-19 03:47　　来源：今晚报
习仲勋被康生一伙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红卫兵和造反派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他在西安等地被批斗了很长时间后，又被押到陕西富平老家批斗。可是，在富平老家却遇到另一番情景，当拉着习仲勋批斗的汽车一开进村庄，四面八方的乡亲们立即跑过来，围着习仲勋问寒问暖。在迤山中学的操场上，台上的造反派义愤填膺地数落习仲勋的“罪状”，台下的乡亲们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功绩。淳朴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也许早就饿死了。批斗会结束后，灶房做饭的师傅别出心裁地用地道的家乡饭——红豆面招待这位离开家乡几十年、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者，连押解习仲勋来批斗的红卫兵也沾习仲勋的“光”，吃了乡亲们做的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浓浓亲情，令习仲勋永世难忘。　　康生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习仲勋，想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等地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得知消息的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一直关心着习仲勋，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西安的造反派揪斗习仲勋。当得知是周恩来保护了自己，习仲勋十分感动。　　周恩来考虑，在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习仲勋在西安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决定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于1968年1月3日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实际上是把习仲勋变相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也保证了他的安全。在北京卫戍区，他被关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每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两次转圈散步，锻炼身体。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然后再倒着走，从10000数到1。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在习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夫人齐心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齐心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仅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就近7年。他们的两个女儿桥桥、安安已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大儿子近平下放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小儿子远平随齐心一起来到了黄泛区农场，在农场初中上学。在普及高中时，远平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1970年“整党”时，“五七干校”的造反派以齐心是“黑帮家属”，“不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由，要求齐心退党。但齐心不为所动，仍坚持每月按时交纳党费，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齐心的党籍才得以保留。这段艰难的日子对齐心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在干校的齐心从姐姐来信中得知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就请求干校领导批准自己回京探亲，得到了准许。这样，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齐心姐姐家中团聚了。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和习仲勋见面。齐心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习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对来信作出批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久，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当习仲勋见到齐心和孩子们时激动得流了泪，他连连说道：“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女儿桥桥和安安，更认不清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近平和远平。从那以后，齐心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习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第二次下放洛阳的日子　　1974年12月21日，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作了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但由于有过去康生主持的专案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　　直到1975年5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才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处理决定，以领导干部的身份再次下放到洛阳。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宿舍区。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女儿桥桥跟他一同去洛阳。随后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耐火材料厂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此时的习仲勋已经年逾花甲，由于在单间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使得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解除“监护”，告别了斗室，能够自由活动，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习仲勋的心情好多了。尤其让他舒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在同群众的交往中感受到了温暖，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为了早日恢复健康，习仲勋总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他每天都是早早起床，走到城郊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上午经常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去看望这些新交的朋友，途中还会与小山坡边的放羊娃聊上几句。每每大家凑到一起的时候，习仲勋和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又清静，还能和一些农民朋友说笑谈天，习仲勋的身体逐渐恢复起来。　　在习仲勋下放期间，耐火材料厂总是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解决他及家人的困难。1975年夏，在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负责到当地招生的工作人员不敢做主。当时，洛阳耐火材料厂给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最后，习近平如愿以偿被清华大学录取。习仲勋在耐火材料厂居住期间，厂里不收其水电费、房租费，但习仲勋离开厂里后，夫人齐心和秘书专程到厂行政科补交了居住期间的房租费、水电费。　　下放期间，习仲勋与耐火材料厂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到职工家里吃红薯面做的饸饹条，也请职工到自己家里吃便饭，大家来来往往就像一家人一样。习仲勋家里没有保姆，有时街坊邻居就帮着做饭；邻居到习家串门，看到卫生间里的设施坏了，就主动帮着修好。当发现习仲勋的子女因往返看望父亲缺少路费时，厂里的工人师傅们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借给习仲勋。习仲勋离开耐火材料厂以后，曾多次邀请厂里职工到他家里做客。老邻居李金海曾带着一些小米、绿豆到北京去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亲自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习仲勋对普通群众的深厚情谊深深地印在了耐火材料厂职工的心里。　　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1976年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中央领导人继续“左”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案一时很难翻过来。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向中央提出申诉。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十一大召开之后，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　　与此同时，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王震在陕甘宁边区时就很了解习仲勋，他非常关心习仲勋的“问题”，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话。随后，他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和叶剑英。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立即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关切地了解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他表示，不论谁说的，谁定的，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还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等几方面称赞了习仲勋。而叶剑英则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听到这些消息后，习仲勋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在久经磨难以后，习仲勋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1978年初春，习仲勋被中央特邀回京。2月24日至3月8日，他作为特邀委员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在此期间，叶剑英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了习仲勋。当他看到16年未谋面的习仲勋时，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他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习仲勋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叶剑英那宽广的胸怀，对同志真挚的深情厚谊，让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叶剑英、邓小平与华国锋等人交换意见后，鉴于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还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实在无暇兼顾广东工作的情况，中央决定派习仲勋主持广东日常工作。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在到广东上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尽管在广东的职务与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相差甚远，但在饱经沧桑之后，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做贡献，他又何求地位的高低！1978年4月，65岁高龄的习仲勋南下羊城，就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大无畏气概，奋力投身到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的《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作品。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至此，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彻底平反。（摘自《党史纵横》）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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