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影响了官员对于公款吃喝的态度。比如，对于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是否感到愧疚，在所有受访者中，回答“愧疚”的比例为51.7%，而回答“愧疚，但是之后会给自己找适当借口”的比例为33.5%，总计达85.2%的受访干部有愧疚心态;回答毫无愧疚的比例为14.8%。然而，那些对自身权力要求和个人价值期待较高的领导干部，对公款吃喝毫无愧疚的比例会更高。如，认为“享受公务接待是对个人应有的奖励和回报”完全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受访者对享受高档次的公款接待“毫无愧疚”的比例更高，分别为36.9%和22.2%，且与其他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Personχ2=149.76，sig.=0.000)。

　　由此可见，这种过高地强调官员和领导干部的权力，过高地看重领导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需要被纠正，它很容易导致忽视民众智慧，漠视民众权益的现象，造成领导干部和民众的隔阂，甚至诱发集权主义倾向。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党政干部中对于公款吃喝和其他方面的价值观也存在不正确的看法，这可能成为领导干部作风存在问题的导火索。首先，对于“现在要想晋升，更多是靠上级领导还是靠群众满意”，大多数人，即58.1%的人认为是让领导满意，有42.3%的人认为是让群众满意。认为晋升要依靠上级领导满意的干部在工作中必然以让领导满意为“宗旨”，从而组织高规格的公务接待，不考虑浪费对于民生的影响;其次，对于造成中国公款吃喝盛行的原因，仅有15.9%的人认为“吃喝方面的享受确实诱人”，34.2%的人认为“吃喝被赋予了太多感情色彩，如友好、融洽、尊贵等”，也就是说把公款吃喝看作有面子、有社会地位的活动，甚至是一种荣耀;有49.9%的人认为“人们已经习惯把公务与吃喝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将超规格的公款吃喝看作一种常态。这些不正确的，甚至是可怕的观念严重扰乱了社会风气，是治理公款浪费中必须拔除的毒苗。

　　四，公务接待的审批程序不能过于繁琐

　　六成干部对公务接待审批程序持保留态度

　　有人认为应建立严格审批制度，以决定是否进行公务接待以及接待的规模规格。但党政干部是最了解现实情况的人群，又有现实的利益牵涉在内，他们的意见往往决定了审批政策的实施效果。

　　对于审批制度的实施，我们罗列了3种可能的反对理由，并统计了受访者对每一理由的支持程度：理由一，认为“审批程序既繁琐又费时，根本不符合工作实际需要”这一观点完全正确、基本正确、有一点道理和完全错误的比例分别为9.7%、26.8%、47.4%和16.2%;理由二，认为“进行审批的人不参与实际工作，根本不了解公务接待的必要性和好处”完全正确、基本正确、有一点道理和完全错误的比例分别为7.5%、25.8%、43.4%和23.8%;理由三，认为“如果审批制度严格，会使我、家人或下属享受不到公务接待的好处”完全正确、基本正确、有一点道理和完全错误的比例分别为7.5%、35.7%、34.7%和19.2%。也就是说，有20%的人完全不赞同反对审批制度的上述理由，仅有不到10%的人完全赞同上述理由;而更多的领导干部，即60%左右的人对审批制度持保留态度：可见，多数人并不反对审批制度，但对于审批制度可能带来的程序繁琐、失去公务接待的好处等理由有所顾虑，因此在将来的制度设计上，应尽可能本着方便干部群众的原则，让审批制度落到实处。

　　五，建议：大多数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小，实际得到的惩罚也较轻，这是今后制度建设最应当注意的地方

　　基于“官场生态”和人们价值观的复杂性，整治高规格的公务接待和公款浪费应当从多个方面着眼。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干部的价值观、整顿“官场”风气。当前，一些党政干部存在着不正确的观念，比如将升迁作为当官的目标，不以为民众办实事、为社会作贡献为己任。这就使得领导干部热衷于拉关系、跑路子，不以做实事为政绩，而以让上级享受高级的公款接待为首要任务。这一方面是干部的觉悟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干部的作风不正给了下级干部错误的引导。因此，高规格的公务接待不仅不能成为干部升迁的依据，还应受到严厉处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各级党委要把作风要求贯穿于干部培养选拔和管理监督全过程……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

　　其次，整治公款浪费的制度设计要简捷便利，并能够保证落到实处。正如对受访干部的调查所揭示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担忧审批制度不仅不能起到作用，反而会给正常工作带来麻烦。事实上，在作风建设的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很多法规，但由于落实不力，这些制度反而成为某些官员吃拿卡要的借口，导致人们对反腐败的相关制度没有好感。制度的不落实，也不能起到威慑干部的作用。正如调查所揭示的，大多数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实际受到的惩罚也较轻，这是今后制度建设最应当注意的地方。

　　最后，在体制上制定出部门合作更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中，展开部门合作往往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有些部门故意为难人，只有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才会“通融”，这使得很多部门为了办成事儿不得不用公款拉拢感情，从而带坏工作风气。可见，如果部门间能否坦诚合作真的取决于受到的“礼遇”，那么即使禁止了公款吃喝，也会滋生更多的腐败行为。 (执笔：顾智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