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说“临时工”现象。政府若有临时性工作，雇用临时工是必要的，但临时工若在一个部门长期存在，则要么是编制定得不合理，要么是机构管理效能低，要么是部门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才显得人手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到位，仅仅是为行政改革的深化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机构改革搞了很多轮，但看上去人们的“官念”与往昔并无不同，公务员只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机构改革可能触及一些人的官位，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公务员的饭碗。既然饭碗还是铁做的，报考公务员热十几年来未见减退又有什么不能理解呢？但政府变革中的公务员，除了等待被安排，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有人说，“庙”没有了，“和尚”也得改行。问题是，做惯了和尚，念经、撞钟还可以，旁的却不会，或也不屑于干，要改行就难，更何况有些人一旦入得庙来，就笃定生是庙的人、死是庙的鬼？因此，最便当的出路是再造一个新庙，这样就又有人来给自己烧香磕头了。如果奉行自然淘汰，则既不用触及自己的灵魂，也不会触动别人的利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改革的成效打折扣，甚至改革的成果被吞噬。

　　抱定政府过紧日子、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决心，就必须大力改革公务员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一朝当上公务员，便只能升不能降，只能进不能出，终身不复有生计之忧，此种十分特别的观念与现实，只会拖累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行政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