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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遭诬陷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的内幕
发布时间:2013-02-19 03:47  来源:今晚报


习仲勋(资料图)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前的8月26日至9月23日召开了全会预备会议。从北戴河会议起,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攻击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以此陷害关心这部小说创作的习仲勋等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在遭到诬陷后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习仲勋冤案持续时间之长,即使在众多曾受过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是少有的。

  因小说《刘志丹》被隔离审查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出现的康生诬陷习仲勋等人的一幕,既有当时批判所谓“翻案风”的现实考量,也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康生等人以小说《刘志丹》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为借口,欺骗和煽动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对习仲勋进行攻击,各种莫须有的批判声音,一齐向习仲勋袭来。

  1962年9月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小说《刘志丹》不是自己主持写的,同时也不承认康生等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发出后,第二天就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习仲勋本想向党中央说明《刘志丹》一书创作的事实真相,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9月19日,在全会预备会议上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于1959年9月写的一份揭发彭德怀、习仲勋问题的材料。这份揭发材料编造了许多不实之词,涉及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习仲勋在谈话中煽动了高岗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等。时隔三年之后中央才公布这封信,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还将继续。八届十中全会进行到后期,在继续揭批习仲勋、要他检查交代的同时,决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

  1962年秋,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以康生为首的专案组提交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面对种种批判和责难,13岁就投身革命、心中一直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习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书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指的是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毁于一旦。”由于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承受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经常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沉思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只有6岁的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怎么知道,他们敬爱的爸爸正在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

  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找他谈话。陈毅宽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恩来亲切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句句饱含深情的话语,感动得习仲勋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习仲勋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周恩来还专门和习仲勋的夫人齐心通电话,要她向工作单位中央党校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并嘱咐她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习仲勋十分理解周恩来对他的关怀,也受到很大鼓舞,他深信自己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习仲勋在“隔离审查”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单独居住在中央党校附近的一个叫西宫所的院落,平时不参加校内的学习活动。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以及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大半交公。此时,他也做好回农村做个农民的准备。他曾对齐心说:“做农民虽然辛苦,但是心里踏实。”为此,习仲勋上书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毛泽东让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

  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的短暂岁月

  “习仲勋专案组”在收罗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并且提出了“处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意康生的“重处理”意见。他们坚持对习仲勋要按党内矛盾处理,不仅要保留党籍,还要按照党的领导干部对待安排工作。最后,中央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1965年12月,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上任。

  习仲勋在矿山机器厂工作只有一年时间,其间主要分管全厂安全技术。这对他这位一直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人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但他虚心向工人、技术人员、工厂的老同志学习。他到厂不久,就向厂党委领导提出了自己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主要领导很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作为他的“联系点”,一直到他离开工厂为止。

  习仲勋在电工班参加劳动期间,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工厂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考虑他身体稍胖,年龄又偏大,怕他干重活吃不消,就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的、干净的工作。习仲勋和其他工人一比觉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班组里的生产劳动,还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工人师傅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并介绍当年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大伙通过和他一块工作、生活和学习,见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一致称赞他是“难得的老干部、老领导”。

  习仲勋在厂里经常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他在劳动时经常和电工班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在和赵发劳谈心时问他是哪里人,住在哪里,家里生活咋样。当赵发劳告诉他,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尚不十分宽裕时,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表情,而且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就多次掏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就硬拿给他,还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家里人和乡里的亲戚,听说他能和这样一位大干部交上朋友,都说:“像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习仲勋在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厂里工作支持帮助很大。和他经常接触的一些职工同志,也从他的言行中受益匪浅。而习仲勋本人也觉得矿山机器厂人好、厂好,他在《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年监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对习仲勋的迫害进一步升级。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习仲勋专案组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四大罪状中的要害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替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组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的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习仲勋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监护长达8年;其他相关的一些干部群众也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1966年冬的一天,从西安来的几十个红卫兵冲开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大门,闯进车间,把正在劳动的习仲勋围了起来,要他交代“罪行”,还要揪他去批斗。在场的工人们自发地把习仲勋围了起来,保护他。手中拿着铁棍、扳子的工人们表示:谁要是敢动习厂长,我们就和他拼命。为防止发生意外,习仲勋对保护自己的工人们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就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红卫兵害怕和工人交起手来不是他们的对手,借机赶紧把习仲勋推上卡车带到西安去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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