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南部重镇滠口地区迎来一批重点工程，在建工地44个，其中亿元以上工程14个。

　　随着滠口地区的开发，当地一些村民甚至外来人员大量进行违法建设，不断“抢种房屋”，以牟取不法利益。虽经多次集中拆违，但由于该地区少数城管“内鬼”顶风作案给违建户“撑腰”，导致违建现象屡禁不止。

　　2012年，武汉市黄陂区纪委与黄陂区人民检察院协同作战，一举查清了以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二大队原副大队长刘龙川为首的3人贪污贿赂窝案串案，涉案金额64万余元。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从黄陂区检察院获悉，刘龙川等3人均获刑罚；另有6名街、村干部因介绍违建户向上述人员行贿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明码标价

　　做一层违建楼送一万

　　2011年下半年，因想少批多建，滠口居民刘某托刘龙川的同学王某说情。

　　一天上午，王某来到刘龙川办公室，以刘某的名义送给刘龙川现金3万元。收下钱后，刘龙川口头允许刘某将房子做到5层。

　　但刘某不甘心，将房子建到了8层。刘某的违建行为，被城管巡查人员叫停，并要求其尽快拆除。10天后，王某再次来到刘龙川办公室，并送上刘某的“请求关照款”5万元。收下此款后，刘龙川对刘某的违建行为放任不管。

　　无独有偶。2011年11月，滠口居民刘某某在新村建房，因审批手续不齐全被滠口城管中队制止。当年12月，刘某某来到刘龙川办公室要求其对自己建房予以关照，并送给刘龙川现金两万元。刘龙川答应关照并收下此款。

　　但让刘某某没想到的是，自己再次开建房屋后，仍不断受到城管队员干预。后来，他听说“做1层送1万”，遂于2011年12月的一天上午，再次来到刘龙川办公室要求其予以通融，并将事先准备好的6万元现金送给刘龙川。刘龙川收到此款后，滠口城管中队再未干涉刘某某建房。后刘家房屋顺利做到8层。

　　办案检察官说，纵观刘龙川等人的违纪违法行为，起初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后来，违建房每建一层送多少钱几乎是成了明码实价的潜规则——给足钱就“平安无事”。

　　集体腐败

　　3名城管队员同受贿

　　滠口城管中队属于黄陂区城管局执法二大队，被编为二中队，主要负责滠口地区查违控违及市容市貌管理。

　　刘龙川任黄陂区城管执法局二大队副大队长，主持滠口城管中队工作；2011年8月22日，宋超涛被任命为滠口中队中队长，分管市容市貌工作；王勇于2011年8月6日被任命为副中队长，分管查违控违工作。

　　对于刘龙川和“违建”户之间存在的猫儿腻，宋超涛、王勇二人心知肚明，并开始效仿。

　　2011年2月，刘龙川在饭桌上认识了武汉市江岸区居民张某。同年9月，刘龙川允许张某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在滠口建房。10月，在带领协管队员巡查时，王勇叫停了张某的违法施工。后刘龙川向其“打招呼”，王勇也就没再管过张某的违法建设。

　　同时，宋超涛、王勇也如法炮制，开始向有求于己的违建户们伸手要钱。

　　2011年8月，因无证建房，滠口街三闸村张某请求王勇关照，并于当月专程找到王勇，送给其现金1.2万元。后王勇也未干预张某建房。

　　2011年11月，因无证建房，滠口街冯树岭村冯某被责令停工。冯某通过吴某找宋超涛说情，并送上现金1万元。收下此款后，宋超涛就对违章建筑睁只眼闭只眼，未干预冯某建房，最终冯某建成4间5层违建房。

　　2012年4月，根据群众举报，黄陂区纪委监察局对区城管局部分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查违控违工作中索贿受贿的违纪线索进行初查。

　　据查，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刘龙川先后15次收受违建户贿赂共计42.6万元；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宋超涛先后11次收受贿赂共计9.1万元；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王勇先后12次收受贿赂共计8.6万元。

　　此外，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经刘龙川安排，滠口城管中队报账员王某虚列“清除三乱临时人员工资”表，经刘龙川签批后在滠口财政所入账，共套取公款4.2万元，以补助名义分发给刘龙川等4人，其中刘龙川个人分得1.3万元。

　　查违控违

　　“一人执法”缺监督

　　到案后，刘龙川称，自己一直认为，行贿受贿行为都是在同学、朋友等熟人之间进行，“这是一堵不会透风的墙”。

　　经黄陂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分别判处刘龙川有期徒刑7年6个月、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以受贿罪判处宋超涛有期徒刑3年6个月；以受贿罪判处王勇有期徒刑3年。

　　办案检察官认为，刘龙川等人的集体腐败，也暴露出城管执法中的一些弊端，尤其是查违控违执法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城管系统实行中队分片执法，在查违控违工作中，对于违法建设的发现、先期处置、处罚程序的完成、后续的执行，都由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完成，缺乏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办案检察官认为，固定人员在固定地域执法，时间一长，在人情关系网的影响下，也极易诱发执法“放任”、“包庇”行为。

　　根据《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的规定，负有违法建设巡查责任的工作人员，发现违法建设应及时制止、报告并采取摄像、照相或者现场勘验等方式取证。

　　“但实践中，个别执法人员发现违法建设后，并未按规定取证、报告，这就给私自处理违法建设留下空间。”办案检察官说。(记者胡新桥 通讯员陈塬乐 胡震宇) 　

　　-链接

　　山东省临沂市城市管理局兰山分局中队长朱孔涛、董岩，执法员孟凡龙，涉嫌在执法工作中收受或索取贿赂后，放任违章建筑建设，给国家和他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2012年，朱孔涛、董岩、孟凡龙被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查，孟凡龙先后受贿73次；朱孔涛先后受贿57次；董岩先后受贿28次。

　　□说“法” 遏制权力失控需内外共同监督

　　个别城管执法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放任违法建设，是行政执法部门“小权大贪”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如办案检察官所言，城管系统实行中队分片执法，这种片区执法管理模式，固定地域执法时间一长，极易导致个别执法人员包庇违法建设不受查处的现象。

　　要打破这种现象，需要从内部监督、执法模式和外部监督三个方面着手：要加紧研究制定内部监督管理规定，加强执法人员监督制约机制；打破执法人员分片执法模式，实行集中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管理模式，并严格执法规范化，杜绝“一人执法”现象；通过引入群众、社会、媒体等监督机制，努力实现执法公开、公正。(刘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