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的法律窘境折射出的，是非正规就业人群缺乏法律保障的现实。而后者的规模，将在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中急剧增加

　　“做家政的头5年，对我影响最大，也伤害最深。”法治周末记者眼前的王丽，瘦小、年轻。14年前，她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打工。

　　城市的膨胀与服务业的大发展加速了乡土中国的空巢化。王丽亲身经历了背井离乡、告别家人的忧愁。而她，不过是从农村进驻到城市的家政大军中的小小一员。

　　据统计，中国家政从业总人数在1600万至21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仅北京一地，就有家政工四十多万。

　　然而，作为非正规就业人群的一部分，庞大的家政工群体却长期面临法律上的窘境。

　　难以界定的工伤

　　当理发剪一点点靠近自己时，15岁的王丽有些惊慌。

　　“他们认为农村来的不干净，而且说长头发，看孩子不方便。”王丽回忆当时与家政公司打交道的经历。这个山西女孩精心打理的一头长发，最终被推得近似光头。

　　这件发生在1999年的事情，王丽再次提及时，依然会瞪大眼睛。

　　彼时，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家政行业逐渐壮大。但家政工权益保护的问题，还并不像现在这样被广泛关注。

　　王丽的第一次家政服务经历，显然是不愉快的。

　　在雇主的言语中，她“感觉到了什么叫低人一等”。逐渐，事态开始向更严重的趋势发展。

　　一次，雇主发现王丽从超市买回来的咸鸭蛋少了一颗，便让她打自己的脸才满意。晚上，王丽摸摸脸颊——已经被打肿了。

　　类似的事件多次在王丽的雇主家上演。隐忍已久的少女终于“忍无可忍”。在老乡的帮助下，她报了警。经鉴定，王丽身上，光是大片瘀伤就有8处。

　　王丽最终与雇主对簿公堂。尽管胜诉了，她却只拿回两千多元的工资。

　　公益性社会服务中介机构北京富平学校工作人员史园园认为，家政工的境遇目前并没有多大改善。家政与社区服务是富平学校的核心业务之一。

　　“最近，有位家政工，在擦二楼外面的玻璃时，摔下楼，把腰摔坏了。家政工说是客户让她擦的，客户说没让她擦过。在私密空间里，这很难界定。”

　　由于家政工多来自农村，一旦发生工伤或生病，虽可报销其在城市医院的部分费用，但由于需要在老家办理相关手续，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绕着麻烦走”。

　　“家政工工伤这块儿一直突破不了。”公益组织“一元公社”的负责人韩红梅说。

　　两年前，韩红梅花费9个月，完成了一部京城家政工的短片。至今，她依然与许多家政工保持着联系。

　　“工伤没法界定，因为必须能证明雇主有错。比如切菜切了手、烫伤、烧伤、擦玻璃摔伤等这些，没法界定。出了事，也只能按侵权责任法赔偿。”学法律出身的韩红梅说。

　　非正规就业缺立法保障

　　“地丁花，它在春天早早就开了，冬天连点儿绿色都看不见，比较荒凉。但它开紫色的花时，人们一看到它，心里就很温暖。家政工就是地丁花。”这是在韩红梅对家政工的影像纪录中，一位家政工对自己工作的比喻。

　　最近两年，中国社会迎来一个生育高潮。在史园园看来，家政市场的扩大是初为父母人群的“刚需”所致。“婴幼儿看护占很大比例。”她说。

　　而客户主体，也逐渐走向平民化。“有些普通双职工家庭，也会请家政工。”韩红梅说。

　　“刚需”面前，法律却显得有些滞后。家政工群体依然不受劳动法保护。

　　“受劳动法保护的是劳动关系。包括家政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即法律所称“灵活就业”)，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一般理解是劳务关系。简单说，非正规就业，就是没有用人单位或未与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范晓红说。

　　从2007年起，范晓红为家政工做维权工作。家政工的保障缺失，一直让她很无奈。

　　“家政工从业人数多，但国家对这类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极不完善。他们无法在北京参照当地的灵活就业社保政策上工伤、医疗保险。而工伤保险的情况更为复杂。在没有用人单位的情况下，现有的灵活就业社保政策无法提供工伤保险保障。”

　　一些地方正探索解决家政工的困境。

　　今年6月，上海逐步推行家政行业“准员工制”。其基本要求包括：100%签订服务合同、100%为家政员购买社会保障、100%对家政员进行培训、家政员100%持有健康证等。

　　“地方有政策或立法尝试，但在国家层面上，依然没有非正规就业的统一立法。虽然陆续有一些关于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性文件，但具体到法律层面上就差很多。”范晓红说。

　　“非正规就业包括许多类型的工作。除了家政工，还有个体户、装修工、小手工作坊、废品收购者，等等。而且不一定都是底层，一部分作家、演员、炒股人士等没有用人单位的高收入人群，也都属于非正规就业。”范晓红认为，“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立法保障，是零。”

　　从“一天不休”到带薪休假

　　如今，王丽在富平家政学校学员服务部工作。她说，把自己的经验、坎坷，讲给学员听。“对她们很有用。”每天，她在办公室不停地接听学员打来的电话。

　　按照现有的行业规定，家政工每周可以休息1天。曾有位家政工告诉王丽，自己的休息日，就是“3个馒头1瓶水，坐在客户小区楼下台阶上，看着车来车往……”

　　“不敢往远走，怕迷路。”王丽解释。

　　然而，这看似被浪费的一天，却是许多人通过10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

　　“我们一开始强调休息的权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保姆还休息？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客户。”陈祖培回忆道。

　　陈祖培是老北京。11年前，他尚在通州文化馆工作。一个偶然的契机，将他带到了富平家政学校。他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了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

　　“从没有休息日到两周带薪休息一天，再到现在，大的家政企业都是全年63天带薪休息。这个争取权利的过程，花了整整10年。我们非常自豪。”他提高声调说。

　　对于曾遭到的反对，陈祖培说：“客户要是不同意我们家政工休息，那就别签。”

　　富平家政学校的最初一批学员来自山西吕梁地区。这让曾在陕西插过队的陈祖培一下子有了亲切感。他希望帮助这些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小姑娘们。

　　如今，已成为北京家政协会副会长的陈祖培，依然不断呼吁家政工体面就业。

　　“体面就业，一是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二是有休息的权利；三是别挨打受骂。我的梦想是，早晚有一天，让家政工一周休两天，并且能够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下来。”他说。

　　家政工刘敏(化名)到北京工作不到两个月。她负责一间三百多平方米房子的全部卫生以及一家三口的用餐。工资每月三千多元。

　　这是她第二次进京做家政。2008年，已经做了5年家政的她，回到安徽老家，结婚生子。如今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她只能选择再次出来。

　　“舍不得孩子，但没办法。”她说。

　　二次进京，刘敏的工资比2003年涨了6倍，并且可以按月拿到。客户也更懂得尊重和沟通。“顶多是你掌握不好客户的生活特点，他们会提下要求。最近，到了端午节，也会主动让我休息。”

　　家政工工资不断增长的趋势，被王丽看在眼里。

　　为了不让自己“飘起来”，能站在家政工的立场考虑问题，王丽坚持在一位法官家做小时工。

　　一日晚饭时间，客户临出门前，专门给王丽热好饭菜，端上桌，让她一定吃了再走。王丽坚决不吃，几番争执，客户对她说：“你一定要吃。这样，等你以后有钱了，雇了家政工，你也会这样对她的。”

　　王丽说，这是让她感觉“最有尊严的时刻”。

　　难以统一的服务标准

　　“家政工做久了，会有职业病，最突出的就是习惯性地看人眼色。”王丽说。

　　2003年，二十刚出头的刘敏进入一个陌生的北京家庭里，她感到敏感、紧张。

　　“当时是个姑娘，没结婚，做这个事心里难受，觉得是伺候人、服侍人的。”她说。

　　做家政是不光彩的，这个观念，一直让许多家政工感到为难。即使做家政，也是偷偷做。

　　语言、习惯、年龄、地域，诸多的不同，让客户家庭与家政工之间起了摩擦。

　　刘敏接受了分开吃饭的“规矩”，但这让她心里“特别难受”。

　　更让家政工难受的，却往往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

　　“农村用大碗吃饭，来到城市，客户家用小碗。有的家政工就反映吃不饱，又不敢跟客户说。”王丽道。

　　而刘敏现在的压力却表现在做饭上。

　　刘敏自言从小“要做什么，肯定要做好”，每次做饭，她都会选择自己最拿手的饭菜。

　　一旦客户提出想吃什么其他的，她便开始紧张。“特别有压力，我怕不一定能弄得很好。”

　　有时客户主动与她闲聊，刘敏也会有些紧张：“毕竟人家是老板。”

　　王丽则坦然许多。她认为，做好家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问题，还要家政工与客户之间互相适应、磨合。

　　但在磨合过程中，一种可衡量的服务标准却极难建立。

　　“休息日，临出门前，你得做饭吧？有的客户规定，休息日不能回家，家政工只好到家政公司打地铺，一个地铺5块钱。有的家政工会跑到我这里来睡。”韩红梅说。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50多岁的家政工告诉她，自己每天早晨起来，要跪着给30多岁的客户擦鞋。

　　“还有，贵重东西怎么办？内裤要不要洗？外窗能不能擦？客户深夜回家，敲门你开不开……”韩红梅举例道。

　　许多纠纷因此变得无法界定，包括性侵。

　　今年6月12日“世界无童工日”，国际劳工组织呼吁，家政工作中停止使用童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全球约有1550万儿童(即不满18岁)在第三方或雇主家中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家政工作。其中，71%以上是女童。

　　范晓红代理过一些家政女童被性侵案例。“我建议20岁以下的女家政工别住雇主家。发生了性侵，给十几岁的孩子带来那么大的心理伤害，破坏了她的梦想。同时，这也是行业性的问题。”

　　即使如今，我国家政行业主体逐渐过渡为中年女性，性侵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照顾某些老年男性时。”韩红梅说。

　　而一旦性侵发生，证据的收集变得极为困难。

　　这时，家政公司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范晓红注意到，自己处理的几个家政大案，都是家政公司老总看不下去了，带着家政工亲自上门。

　　“有担当的公司起到了协调作用。为了经营口碑，这些公司也愿意加入调解工作。”范晓红说。

　　一般情况下，每个家政公司都要为家政工派出督导老师，定期上门，督导工作，协调纠纷。

　　然而，并非所有的家政公司都能如此。“黑中介”从来不在少数。

　　有些家政公司规定，通过公司找工作，需要先交三百元。为了多收中介费，家政公司不惜给客户打电话，随便找个理由，让客户把现在的家政工炒掉，再送新人上门。

　　“另一种是客户试用3天，说不合适，给退回，不给工资。就像消费品一样。但付出一天劳动，就应该拿一天钱。”韩红梅说。

　　有时，听着家政工们的倾诉，韩红梅也会感到绝望。

　　“但我更多从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力量。试想，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她们就可以生存下去，这需要很多的智慧和能力。”

　　“地丁花”需“制度的春天”

　　在一次北京家政行业座谈会上，陈祖培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家政工、家政公司、客户谁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

　　其中有位客户代表“声泪俱下”道：“我们夫妻俩，三十多岁，奋斗了大半辈子，有了车，有了房，有了孩子。请来个家政工，可得捧着，不敢得罪，最怕姑奶奶脸一拉。你想啊，每天早晨我们出门，可是把奋斗了半辈子的家都交给她了啊……”

　　面对这种人人自危的心理，陈祖培、韩红梅、范晓红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根源在家政行业职业化和家政工立法推进上。

　　今年2月1日，商务部出台《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从事家庭服务活动，家庭服务机构或家庭服务员，均应当与消费者以书面形式签订家庭服务合同，但没有为家政服务员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期间的伤害、致残等问题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

　　即使保险公司应时而动，开始为家政行业提供家政意外险、附加医疗险等险种，但对家政工这一非正规就业人群的法律认可及保障，依然捉襟见肘。

　　“媒体对家政工的报道，大多都在强调悲苦和奉献，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制度尴尬。”韩红梅说。

　　这种尴尬，使得范晓红在处理家政纠纷时，“总在为琐事协调”。

　　“家政公司想方设法不受劳动法约束，客户也是头悬利剑，家政工自己觉得没尊严感。因为法律在这一块儿没有兜底的设计，现有的制度和地方性立法尝试还没有看到令人欣慰的成效。”她说。

　　2011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国际公约》，要求给予家政工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中国承诺加入此公约。

　　对此，范晓红曾认为，这将带来客户和家政工的双赢：“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家政工权利，将促使社会更尊重家政工和她们的劳动，同时会增加她们对自己工作的认同，从而减少从业者的流动，对整个家政行业的规范起到积极作用。”

　　如今，她却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国家义务的渐进”上。

　　“不少家政工是不打算回农村的，所以通常会选择有社会保险的家政公司。她们必须面对在北京怎么养老、医疗的问题。但这样的家政公司少之又少。更多处于灵活就业状态下的家政工，需要地方政府实现就地可上社保、并能跨地区转移。”范晓红说。

　　而对于工伤保险，她提议，可根据其就业形式和行业特点，进行可行性设计和地方试点。

　　“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多达几千万的就业群体，长年在没有法律保障的阴影下工作。”她说。

　　在香港，菲佣抗争许多年，终将自己列入当地劳动法保护对象中。

　　就在各方逐渐对大陆的“地丁花”们投来更多关注时，家政工自身也有了新的追求。

　　“从做普通家政，到做月嫂，就是一个职业提升。”陈祖培说。

　　家政工作越来越成为一个平台、跳板。有些家政工，忙里偷闲学习，还考上了大学。

　　对于刘敏，做家政只是渡过危机的手段。“两个孩子，负担挺大。”她说，家政不能干一辈子。

　　在老家时，刘敏开过饭店。如果哪天家里经济宽裕了，她还是想重操旧业。

　　“我也考虑过，万一有机会，自己开个家政公司。这对农民很有帮助。”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王丽幼时的梦想，是开一家服装店。这个梦想已被她搁置多年。1984年出生的她，如今面临着与其他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同样的问题：去哪儿找个男朋友？

　　“工作环境中能接触到的，都是女性。”王丽皱着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