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中央巡视组抵达重庆时，一切都悄无声息。“来的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重庆相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们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巡视组到了之后，才接到通知。”

　　巡视组到来后，一切似乎也都风平浪静。巡视组公开了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收集各方举报信息。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接受巡视组调查的人员全力配合，如实汇报，目前主要的调查方式是走访、谈话和看材料，同时也参考过往重大信访事件反映的问题。不过，具体有哪些部门和哪些人员接受调查，“暂时不方便公开”。

　　在重庆大街小巷，中央巡视组是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人们猜测巡视组进驻重庆的背后原因，希望巡视组的到来能够给那些买官卖官、贪污腐败官员一个震慑。对于那些曾经因官员腐败而遭遇不公的人来说，巡视组的到来也燃起了他们的新希望。有人高兴地说，这一次也许真的是“救星”到了。记者了解到，一些人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巡视组提交了材料，但截至发稿前，尚未有人得到回复。

　　找出“老虎”和“苍蝇”

　　尽管行动低调，但今年的中央巡视组自公开行程的那一日起，就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要找出‘老虎’和‘苍蝇’。”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上指出了此次巡视工作的要义。他为10个巡视组圈定了4个工作重点，分别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王岐山还指出，巡视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方式方法，要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提高巡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次巡视，王岐山将是整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巡视组的新动向和王岐山的反腐思路是一致的。自上任中纪委书记以来，王岐山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重点抓好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以及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等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长敏表示，此前的巡视工作也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廉政勤政的考察，但没有提升到如此重要和紧迫的程度，这次直奔问题的巡视风格，说明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之大。

　　中央巡视工作动员会后，5月27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召开动员大会，宣布由刘伟带队的中央第一巡视组进驻该公司；同日，王鸿举带队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5月29日，张文岳带队的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贵州；5月30日，徐光春带队的中央第五巡视组抵达重庆；6月3日，陈际瓦带队的中央第十巡视组进驻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工作……目前，全国共有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开展工作，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的第一轮巡视。6月4日，10个巡视组已全部就位。

　　各大巡视组组长的身份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进驻重庆的第五巡视组组长徐光春历任广电总局局长、河南省委书记；进驻江西的第八巡视组组长王鸿举担任过重庆市市长；进驻贵州的第六巡视组组长张文岳担任过辽宁省委书记……“中央巡视组组长一般从已离开一线岗位、但还未满70岁的省部级正职官员中选任。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退休以后，他们已经跳出原有的利益圈子了，在巡视工作中本身没有太多牵挂和顾忌；第二，他们在政府机构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对哪里比较容易出现漏洞和问题也更清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此次巡视中，中纪委改革了巡视组组长的任命模式。原来的规定是，巡视组组长一般工作到年满70岁才进行调整。这次，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也就是根据每次巡视的特点，选任负责人。“这对于保证巡视组自身的廉洁也是相当重要的。”竹立家说，根据现在的制度，一次巡视结束以后，组长自动卸任。如果巡视能力比较强、效果比较好，下次巡视的时候可以继续授权。

　　中央巡视组十年记

　　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以受贿罪被判11年；2007年12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被判处死缓；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过去10年间，中央查处了一批腐败大案要案，上述官员被查处，最初线索来源都与巡视工作有关。

　　改革开放后，我国反腐败工作暴露出许多监督上的薄弱环节。党中央认识到应该有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

　　1996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做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不断设置巡视组。

　　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当时设立了5个巡视组。

　　2009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巡视条例”）印发。巡视条例将巡视制度定义为：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巡视条例规定了中央巡视组巡视对象：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三是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开展工作时，中央巡视组一般先会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审计、信访等部门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到地方后，第一件事是“打招呼”，召开与当地副省级以上干部、组织部和纪委领导的见面会，通报巡视工作的计划，说明巡视目的和任务。根据以往巡视的经验，通常中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均会按照规定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诫勉谈话。在每个省、市、自治区，中央巡视组到来后，副省级以上干部均要接受谈话，其中包括个人的廉政情况，家庭、子女、爱人情况。

　　第二件事是“接地气”，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巡视监督范围、时间安排、联系方式等。得知中央巡视组抵达消息后，一些地区曾出现排队等待接访的场景。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尽管驻地门口明显位置立有举报信箱，还有供群众投递反映问题的资料，但大量群众仍选择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最初几天，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有人从上午9点排队到晚上8点才领到登记表，还有群众带着棉被、床垫排队。为了提高效率，巡视组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员逐个询问排队者，比如，如果有人反映诸如知青返城等历史遗留问题，他将被劝返，因为巡视组接受的是对官员的举报，这里不是信访办。

　　之后，中央巡视组的具体工作进展就不再对外通报，原则是“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巡视期间如发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影响工作问题、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事项等，巡视组会及时进行内部通报和汇报。巡视结束，巡视组要写巡视报告，并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提出改进意见。被巡视地区、单位要制定、报送整改方案，并在报送整改方案12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报告。此后，巡视组还会回访了解整改情况。

　　在整个巡视工作中，中央巡视组会和中纪委及中组部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巡视组发现了案件线索，会马上交给中纪委相关科室调查；发现不适应工作岗位的干部，也会向中组部提出建议。但中央巡视组只负责提供线索和建议，不直接参与查案或人员任免，所以说它只是“千里眼”和“顺风耳”。

　　一句话牵出死缓贪官

　　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停留时间一般为两到三个月，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地方的实情、发现存在的问题非常考验人。这要求巡视组的成员既要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还要有很强的党性原则，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对贪腐问题高度敏感。

　　原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就是个擅于做群众工作的高手。祁培文认为，在中央巡视组被赋予的所有权限中，“个别谈话”和“街谈巷议”的使用率最高、最有效。之所以以“个别谈话”为主，源于“大家在一起，顾虑较多，很难讲出心里话，更不愿意涉及对某位领导同志的具体评价”。而“街谈巷议”则是群众议论的焦点，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这些议论提供了较有价值的信息，并在后来巡视中得到证实。”

　　在祁培文看来，“个别谈话”有技巧，“要说硬话，不说软话，不说错话，不说过头的话、没有根据的话、模棱两可的话。”而且，还要有听话外音的本事。“大家说话，有的是直着说，有的要听他的话外音。有的同志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件什么事，只是随便这么说了一下，这就看听的人有没有这个觉悟，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意识，能不能把信息捕捉过来，这就是本事。”他就从话外音中，发现了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贪腐线索。

　　当时，祁培文带领第二巡视组到天津巡视。李宝金在跟巡视组谈话时非常嚣张，“吹呼自己在天津怎么能干，为国家做了多少事情，为民众做了多少好事情，讲得活灵活现。”据祁培文回忆，谈话结束时，李宝金对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句“承诺”在祁培文的脑子里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琢磨着：这个检察长有这么大的权力，市长办不了的事他能办吗？

　　巡视组随后找来一个与李宝金熟悉的老板谈话。这位老板告诉祁培文说：“你不给他办事，他就办你。”这下祁培文明白了，“原来李宝金是利用查案的职权，让人家给他办事，你要是不给他办，他就办你，他就抓你的辫子。”祁培文迅速将线索上报，中纪委的调查随即展开。李宝金为数家企业谋取利益、挪用巨额公款等案情浮出水面。2007年，李宝金被一审判处死缓。

　　据中纪委通报的数据，自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个别谈话”虽然有效，但也是一种很“浪费时间”的工作方法。据祁培文介绍，他曾带领的第二巡视组共有9名成员，但每到一个省份，差不多都要谈三四百人。当地官员和群众提供的线索五花八门，要学会分辨真伪。一次，祁培文带队去某省巡视，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刚刚到任，就有人写信告他，而且还列举了很多事实。省委书记刚从一个地方调过来就搞腐败，这让巡视组非常惊讶。巡视组马上挑了几件突出的事进行了解，结果却更让人吃惊。“说是一块地，这个书记把这块地批给他哥哥了，一了解他没哥哥。而且这块地，书记还没有来的时候就给别人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后来，祁培文发现，该省有些人对省委有意见，说话有些过头，有些事实“似是而非，无中生有”。巡视组后来给这位书记正了名，并且告诉大家反映问题是对的，但要实事求是，不允许编造事实。

　　安全问题也是巡视组要克服的大问题。祁培文本人就曾在某省巡视时收到过恐吓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这就说明这里恰恰有问题，他已经感到有危险了。”祁培文说，这样的人很愚蠢，愚蠢的人没什么了不起，他从来没怕过。

　　真正让祁培文害怕的是找不出问题。“我到地方晚上老失眠，为什么呢？责任在那里……像李宝金这样的人，我们就挺紧张，如果我们那会儿没有这个觉悟，别人挖出来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

　　巡视组不是简单的“钦差”

　　此次巡视组出行，引起了不少民众的兴趣，有评论担忧地方政府会隐瞒事实、阻挠巡视，但多数人对巡视组抱有积极的期望。有网友兴奋地说，巡视组出行，“就是钦差出巡抓贪官啦！”

　　钦差大臣手持尚方宝剑诛杀贪官，这是中国民间戏曲、小说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千百年来，这似乎成了一种“钦差情结”，百姓在无力反抗贪官时，只能寄希望于钦差驾到，主持正义。

　　以巡视的方式防范官员腐败，自封建时代早期便开始为统治者所用。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1名，在所辖区域巡行监察，年终汇报巡视结果。刺史的官位和俸禄很低，但因为代表中央监督地方，所以“位卑权尊”，手中的权力很大。

　　汉代之后，中国古代的巡查制度不断演进。从魏晋、隋唐时期的“监察御史”到宋代的“监司”，再到元代的“按察使”、“廉访使”，虽然官职的名称不断变化，制度不断完善，但本质上的作用没有改变。这些巡视官员责重权大，大事要上奏朝廷裁决，小事则可以自行决断，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如果有官员腐败问题的传闻，即便没有直接证据，也可以上奏。巡视官员出行，可以起到“地动山摇、震慑州县”的效果。

　　到了明清时代，御史成为巡查制度中的重要职位。也是在那时，出现了“钦差”的称呼。钦差不是常设官职，而是官员受皇帝指派，为某种目的出行而获得的称号。由于御史直接听命于皇帝，也常常被冠以钦差的名号。明代清官海瑞就曾经官至右金都御史，监察应天十府（包括现苏州、镇江等），所到之处，官员都收敛言行，不敢大事奢靡。地方要员听闻海瑞到来，甚至提前主动免去一些贪官污吏的官职，以免遭到追究。清乾隆时期，和珅权倾一时，大肆贪污，监察御史钱沣虽然只是个六品官，却是极少数敢于和他“对着干”的人。当时，和珅的党羽国泰在山东贪污府库银两，被钱沣在巡查中发现上奏。乾隆皇帝随即指派钱沣查办此案。国泰曾向和珅行过重贿，因此和珅提早向他通风报信，让他做好准备。于是，国泰向商人借来许多银子，凑足了库存数量，掩盖库银严重短缺的真相。但钱沣一到山东，就提出开封检查库银，结果发现，库银中多半是商家的杂色银，与成色十足、色泽明亮的帑（音同“躺”）银不符，于是，国泰罪行彻底败露。因为证据确凿，和珅也不敢为国泰开脱，转而试图收买钱沣，被钱沣严词拒绝。后来，钱沣遭到和珅的报复，一生再未受到重用。

　　然而，古代巡查制度虽然严格，却始终没有根治腐败现象。巡查官员的权力大，因此成为地方官员笼络、贿赂的重点对象，若非品格高洁刚正之士，往往与贪官沆瀣一气。唐朝有个名叫严升期的侍御史，喜吃牛肉，巡察时每到一地，就大肆宰牛。发现官员有问题，只要交纳金银，就一概不追究，因此被讥讽为“金牛御史”。类似的例子，在古代屡见不鲜。

　　“钦差”在外国封建时期同样不鲜见。19世纪的俄国作家果戈里就曾创作著名讽刺戏剧《钦差大臣》，描写了一名纨绔子弟被官员误当做钦差大臣百般逢迎的闹剧。进入现代社会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反腐机制，其中，巡视的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依法治贪，制定了《防止贪污法》等，并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了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尽管拥有如此严密的反腐体系，但反腐机构依然经常进行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巡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权在不通报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情报侦查人员进入某些单位进行秘密侦查。调查局有5个调查小组，权力极大，可以随时秘密跟踪、监视公务人员。

　　南非是“金砖国家”中腐败指数最低的国家。1999年，姆贝基政府成立了由2000人组成的“天蝎队”，专门从事侦破恶性形式案件以及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行为。2005年，“天蝎队”就曾查获联合国援助南非救济金被贪污案，逮捕了3900多名政府公务人员。

　　从国外到中国，巡视制度都已经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肃贪手段，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中央巡视组和古代的钦差有类似的地方，不过不能等同。”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解释道，古代的钦差也有巡视的职能，但他们是接受皇帝的旨意，代表皇帝前往地方巡视的。归根到底，不论是皇帝本人还是钦差大臣，都只是个体，还是无法避免“人治”的弊端，带有随意性的成分。而当前的中央巡视组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和制度行为，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巡视，发现平时不易发现的腐败行为，而且还能进行及时地纠正。这比古代派遣钦差要先进很多。

　　“反腐当然不能只靠‘钦差’出巡。”林喆说，当前中央巡视组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中央巡视制度是垂直体系。直接从中央派往各地的巡视组可以不受地方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影响，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地方“官官相护”现象的出现。但巡视组只是反腐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党内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等许多反腐监督的方式。这些年发挥了很大作用的网络监督就是群众监督的一个表现。

　　竹立家则认为，要想让民众摆脱“惩治贪官只能靠钦差”的印象，一方面要让民众知道中央巡视组的职责和工作方式，了解巡视组并不等同于过去的“钦差”。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对官员们的日常监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堵住漏洞，从根子上扭转反腐工作的形势。”（《环球人物》杂志第219期 作者：徐其勇 黄滢 李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