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就任财政部部长已近4个月，而其此前掌舵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却迟迟没人接棒，董事长仍然空缺。对于当下的决策层而言，要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寻找合适的操盘手，以破解当前的外储困局，实在是不容易。

　　董事长人选：谁为最终投资负责

　　像是一个围城，“符合条件的不想接手，想接手的不符合条件。”当坊间传出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将出任中投董事长一职的消息时，业界的反应是“有些滑稽”。

　　自5月底，国务院任命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李晓鹏为中投公司监事长之后，中投掌舵人的传闻已经出现多个版本。此前盛传，现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屠光绍是可能性最大的人选，而他的竞争者包括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易纲、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以及中投公司现任副董事长高西庆。6月28日，又有消息称，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将接掌中投。

　　“中投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为最终的投资负责。”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投董事长的候选人们担心，中投账目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接手中投将让他们比较被动。某国有银行的高管在获知其投资组合情况之后表示：“中投在短时间内向全球范围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很难讲最后的收益会如何。”

　　但上述人士坦言，中组部及更高层在董事长人选上迟疑，可能并非单纯因为候选人的个人意愿，已经发生剧烈变化的客观环境或许才是中投董事长“难产”的真正原因。

　　“中投的职责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的保值增值，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否则就是失职。”中投副董事长高西庆在今年“两会”后表示，“中投从一开始设定的方向便是要做一个财务投资者，做以营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没有所谓的战略性目标。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纯粹的资产管理的市场，根据人家的规则、方式和理念赚钱”。

　　然而，由于中投的特殊身份，在进行一些海外投资时，都会有一些非财务因素的出现。中投作为目前中国唯一的国家级主权财富投资机构，很多投资以财务性投资为主，必然带有一定的战略性质。

　　“就像投资摩根士丹利，虽然目前账面上是亏损的，但我们获得了摩根士丹利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和董事会席位，光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难得。这笔投资显然不能单纯以赚钱与否来评判。”接近中投的人士表示，投资黑石也与摩根士丹利的思路类似，而此前中投大量投资矿产和能源类资产，在财务投资的同时，也有其战略眼光。

　　高西庆此前也表示：“虽然我们有一些投资失利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整体的投资是超过了董事会设定的基准，而且在与这两个公司打交道中，我们赢得了很多东西。”

　　这种比较暧昧的投资思路，让中投的业绩很难完全以收益率来评价。

　　政府的“身影”

　　中投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身份的不同。2007年中投成立之初，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央行购买了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并以此作为中投的注册资金。这一特别国债的票面利息约为4.3%~4.5%。也就是说，中投在成立之初，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一位接近中投公司的人士表示，很多国外公司把中投当做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而非企业，对方在了解完公司的背景之后放弃了合作的愿望。

　　中投试图去政府化。中投实际上有两个主要的子公司，一家是中央汇金公司，一家是中投国际公司。中投的海外投资项目由中投国际来承担，在对外投资时，中投更希望别人用中投国际来看待他们，因为中投国际的企业性质更加显著。

　　另一个让海外市场质疑的是，目前中央汇金由中投控股，而中央汇金是国开行、工农中建四大行、多家证券公司、政策性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代国务院行使股东权利的机构，虽然中央汇金与中投的经营是基本分开的，但中央汇金的存在依然令海外市场对中投政企不分的身份心存顾虑。

　　但有些时候，政府身份也会成为中投的通行证，如何权衡则需要中投公司自己来决定。

“债转股”设想

　　中投的投资困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困局。作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目前中国拥有3.4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里昂表示，如果过去10年是以“中国制造”为特征，下个10年将以“欠中国”为特征。

　　据悉，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2/3为美元债务类资产，大部分为美国国债；欧元主权债务类资产大约占1/4；此外，还有少量的东亚诸国国债。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想打破对美国国债的依赖，但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市场可以吸收当前流入中国外汇储备的资金流。

　　中投自成立之初就开始尝试拓宽外汇投资渠道。2007年5月，尚在筹备中的中投以30亿美元参股美国黑石集团，然而黑石在IPO后股价随即跌破发行价。作为中投公司的第一笔投资，这在当时引发了国内对外汇投资运作方式以及风险控制的争论。

　　此后，中投以1亿美元认购中国中铁H股新股，以约50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行的一种到期后须转为普通股的可转换股权单位。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投首年出师不利，2008年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为-2.1%。

　　适量和投资，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绕不过去的两大难题。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看来，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问题，需要“制度设计”加“工具设计”，把半官方、官方的配置方式转化成以市场为主体的多样化配置方式，同时尽可能把目前的金融资产转化为实物资产。

　　据俞乔测算，在美元资产中，约有1万亿美元为美国国债，“某种程度上面临‘大而难退’（toobigtoexit）的窘境。”俞乔认为，由于央行资产性质的原因，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投资更多着眼于金融资产。他建议可以运用资产管理公司、海外产业基金、基金的基金等多种载体，来改变大一统的集中行政管理方式。

　　工具方面，俞乔在其专著《中国外汇储备与全球产业投资》一书中提议，对于外汇储备中的各国国债和机构债，可采用“债转股”的方式，把收益较低的债券逐渐转化为收益相对较高的股权。操作上可借鉴2011年以来欧洲央行与美联储之间多轮“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