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城镇化模式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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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城镇化模式调查(2)
发布时间：2013-04-01 03:1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3. 构建经济支撑　　“很多问题，不进入小城镇，不用面对，一旦进入后，就将面临着居民就业、养老、原有土地耕种等一系列问题。”张长河说，建设小城镇、将农民搬迁上楼，改变农民生活条件和质量，只是迈出了农村城镇化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经济支撑，小城镇就只是一片住宅区”。　　因此，华明镇在进行“宅基地换房”的同时，开展了“三区联动”（农业设施园区、工业园区、居住社区）试点，统一规划所有二三产业，以解决搬迁村民的就业问题。　　通过征收耕地，华明镇在华明新市镇旁边规划了占地10平方公里的华明工业园区。目前，该工业园已招商引资200亿元，入驻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几大产业。　　通过废除村民与村集体原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整合农民口粮地进行流转，华明镇形成了5个现代设施农业园：以二代大棚为主的设施农业园、滨海国际花卉园、以蔬菜杂粮为主业的奥绿集团农业园、北方集团苗木园和宽达水产农业园。5个农业园共计占地8700亩，每年土地租金1200至1500元每亩。　　“现在华明每季度都有一次大型招聘会，岗位供给充足，除非对工作挑挑拣拣，基本实现100%就业安置。”据张长河介绍，园林市政物业管理等公益性岗位可吸纳2000多人就业；餐馆市场小卖部等社区服务设施可提供近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在出让土地时，华明镇就与受让方签有协议，同等条件下，企业优先招聘华明镇村民——目前，华明镇企业已达到千余家。　　继“三区联动”之后，2011年，华明镇开始进行“三改一化”探索。所谓“三改”，就是“集改股（村集体经济组织改为股份制公司）”、“农改非”（农业户口改城市户口）、“村改居”（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一化”，就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　　按照官方说法，在“三区联动”“三改一化”之后，华明镇农民已摇身一变成为“四金农民”（薪金、租金、股金和保障金）。　　薪金自然是指农民上班后的工资；租金则来源于土地——华明镇12个村中已有8个村的土地由政府整合流转，占地单位需要给被占土地所在村的所有村民出资兴建每人15平方米的经营性用房，村民可以自营，亦可出租；股金则是在村集体改为股份制公司后向农民分红，股金来源于集体所有的资源效应（如土地对外租赁转包）、资产运营效益（村集体原有资产经营）和资金收益（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出让后，并未将全部出让收入返还给村民，而是在给一部分安置费后将其余的资金用于入股经营）；保障金则是指由区、镇（街道）、村三级为农民办理的医疗和养老保险。　　通过“宅基地换房”和“三区联动”、“三改一化”，一条城镇化之路清新的呈现出来。在张长河看来，华明镇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　　但自始至终，华明镇的这条城镇化之路都在巨大的光环之下上演着强拆、上访、截访、诉讼与拘留。至今，华明镇村民仍上访不止。　　4. 矛盾冲突下的博弈　　在天津市政府确定华明镇进行宅基地换房之初，即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承包责任制不便，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以宅基地换房。对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试点倾注大量心血的市长黄兴国更是一再强调，要把“群众愿不愿意、满不满意放在首位”。　　在实施“宅基地换房”之初，当地官员也曾深入群众，广泛宣讲政策，并与村民签署同意实施“宅基地换房”的协议，但在房屋置换过搬迁程中，情况之复杂显然超出一般。　　村民首先对“宅基地换房”的标准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华明镇根本不是‘宅基地换房’，而是‘以房换房’。”华明镇贯庄村二队村民贾秋发表示，如果真正以“宅基地换房”，应该是以原服务土地使用证上的宅基地面积为准，而实际换房过程中，是以房屋面积进行置换，且附属房屋两平米才能换一平米。　　与此同时，按华明镇的房屋置换标准，有些原来房屋面积较小、儿子已大、即将结婚独立门户的个别村民，也面临着房屋置换后需要高价再另购房屋以备儿子立户的局面。　　于是，对于这一房屋置换标准的反对，使相当一部分村民拒绝搬迁进入新城镇。还有一部分村民则将之前积累的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作为搬迁的博弈筹码。　　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类似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曾遭罚款这类与政府的过节，也都成为村民在“宅基地换房”时拖延搬迁的原因。　　在国土资源部批准华明镇进行试点之初，就确立了2007年12月和2008年12月的挂钩指标归还截止日期，这使华明镇搬迁时间压力巨大。2008年5月4日，华明街道党委下文要求各村工作人员、街村企业中的党员干部停止工作，带头选房搬迁，在5月15日前仍未选房者将停职停薪、予以辞退——后来，这在村民口中演变成“村上的领导干部先占好处”。　　2008年8月16日，华明街道党委再次出台文件，要求强势推进贯庄村整体搬迁。文件要求，“与贯庄未搬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华明街道办工作人员、管委会即及物业聘用人员、贯庄村党委成员、党分支书记、企业负责人等，从8月18日至当月22日在岗做亲属的工作，促使搬迁；从8月23日至8月27日停职做亲属工作，若到8月28日亲属仍未搬迁，机关工作人员只发基本工资，停发奖金及相应福利待遇，管委会及物业聘用人员予以解聘，村干部、党分支书记、企业负责人则予以诫勉或免职”。 8月22日、24日，华明街道党委先后下发3份通知，要求天津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和房信物业对71人进行停职选房。　　在华明镇进行选房搬迁的同时，一些重点建设项目亦需征用华明镇原有村庄的建设用地，村民拖延搬迁与重点项目亟需占地交织在一起，强拆最终不可避免的上演，也使“宅基地换房”过程中矛盾叠加。　　与“宅基地换房”几乎同步进行的整合农民口粮田亦使“宅基地换房”复杂化。“最初，不签署同意土地整合协议的村民不准参加房屋置换。”华明北坨村村民杜洪茂介绍，直到后来上海保能集团想占用北坨村村庄的土地，才不再坚持土地整合与换房挂钩。“按要求，北坨村在2009年12月底前都得搬迁，最终有一户被强迁。” 　　张长河亦承认，华明镇“有强拆”，但“强拆主要是重点项目用地、违章建筑和换房后没有拆除原来房屋的”。但强拆一旦发生，便如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随之而来的是没有尽头的诉讼、上访、截访、拘留的官民对立对抗之路。　　无论强拆的最初原因是否与“宅基地换房”有关，强拆一旦发生，就不可避免的使“宅基地换房”的城镇化之路蒙上阴影。　　5. 村民得到的与失去的　　如今的华明新市镇，居民楼一幢幢整齐排列，街道宽阔整洁，树木成行，学校、幼儿园、医院、健身广场、超市、邮局、图书室一应俱全，完全是一个安静宜居的现代城市。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华明人都满足于获得这样一种现代的生活环境，而有着更为深入的得失思考。　　50岁的贯庄村村民李恩文，原来拥有一所上百平米的院子，不仅自家开着小卖部，临街的南房还租出去开牛肉面馆和手机铺子；3口之家十几亩水田每亩可以收1500斤稻谷，稻草卖到村里的纸箱厂就可覆盖种田成本，农闲时还可以出去跟车搞装卸或者做建筑，“不算小卖部的收入，租金加上种田、打工，保守算每个月有5000块的收入”。　　“‘宅基地换房’一搬迁，百多平米的大房子只能换来几十平米的小房子，原来的平房一年四季太阳都能照进屋里，楼房则没这么好的光线。”这使李恩文拒绝“宅基地换房”，但最终他的房屋在2009年7月19日被强拆。　　在李恩文看来，如果不进行“宅基地换房同步”和“土地整合流转”，他可以将原来的平房盖成楼房，获得更多的租金。而这一切发生后，他失去了土地房屋，“没有租金、没有股金”——尽管按官方的说法他们已成为“四金农民”，去年的股金“最高的上万、少的也有两三千”。现在，李恩文每天为人送桶装水，收入微薄。“镇里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年轻人还能在里边找到工作，我们这种50多岁的人根本没地儿要。” 　　李恩文还介绍，由于紧邻津汉公路，贯庄村村民原来养了四五百台大卡车跑运输，村里还有制钉厂、纸箱厂、制锁厂、汽修厂、砖瓦厂等十多家厂子，但随着“宅基地换房同步”和“土地整合流转”，这些全都消失了。“村里不再给这些工厂地皮”，李恩文说，也没人再养车了，卡车没地方停——如果放停车场，成本太高；以前雇的司机可以在村里很便宜的租到房子，现在则再无可能。　　从房屋被强拆至今，李恩文一直租房居住。这几年，他诉讼过，但法院不立案；到天津、北京上访过多次，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拘留15天。他对政府、官员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做出的负面解释中，透出他心中强烈的怨气。　　事实上，即便已经换房搬迁的人，由于其中一些曾在选房搬迁中遭遇过压力，也至今心怀怨言——虽然他们甚至换了不止一套房子，也承认居住条件比过去好。　　换言之，政府主导的“宅基地换房”、“三区联动”和“三改一化”的城镇化之路，在塑造出一个漂亮现代的新城镇之时，也掐断了村民通过自发城市化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并在官民之间积累了尖锐的矛盾。而无论村民抗拒搬迁是反悔、“违约”，其上访理由是否充分，都是政府强势主导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作用”。　　“在农民向市民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用力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需要大智慧[-0.42% 资金研报]。”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藏学英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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