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Lens视觉杂志

　　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被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通过劳教人员讲述、相关物证、文字材料、诉讼文书和知情人士的叙述，此文试图还原一座女子劳教所内的真实生态，为时下的劳教制度破冰立此存照。

　　走出“马三家”

　　文/Lens视觉杂志  记者袁凌  实习生徐宵桐

　　摄影/Lens视觉杂志  记者甄宏戈

　　2013年2月初，一位新近解除劳动教养的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这是一封从劳教所发出的要求废除劳教公开信，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眼下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

　　这位女访民告诉王振，“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劳教所大门的。

　　这个情节，像是一年多前王桂兰经历的回放。

　　2011年9月，62岁的王桂兰走出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铁门。出门之前，她的身体经过了搜检，防止夹带违规物品。无人想到，王桂兰在阴道内藏匿了一卷同宿舍学员刘华写的《劳教日记》。 “过关”之后，她一身冷汗。

　　这份写于防雨绸上的日记字体密麻，依稀可辨以下几天的记载(括弧内为补正错讹)：

　　　2011年6月22日

　　因盗(入所)劳教学员温暖没完成定量产量，赵兰(注：从学员中选拔的带班人员)连续打温几天，脸头部柴块黑一块伤，晚上回号加班代活干(到)晚10点，罚坐(做)执(值)日打扫厕所，残酷折磨。6月22日割腕自杀未成。罚执(值)日，加期，晚加班(到)10点多。

　　　2011年8月18日

　　学员张亚华(被)赵兰拉去车间后面仓库脚踢，张亚华阴部肿，无法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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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一年，马三家劳教人员陆秀娟用棉大衣空白商标布缝成的小本子上，如此记录自己“上大挂”的经历(这本日记被藏在挖空的肥皂中带出劳教所)：

　　走到一个空屋里张拿出她早以(已)准备好的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在右边的两层床的顶干(杆)上，把我的左手铐在左边底层干(杆)下，把我的两只手 扣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用脚很(狠)踹床一下，把我坤(抻)在两张床的中间，当时我的双臂坤(抻)得特别疼，当时古(骨)头就像散了架子，坤(抻)我长达6 个多小时，从早8点多坤(抻)到下午2点多钟，我被坤(抻得)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时我的脑袋特别疼，麻木，嘴里都是药味……

　　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走出来的上访者们，对此都不陌生。劳教所里的经历，加添了她们自认为遭到的不公，从走出马三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再次上访，并面临再次“入门”的风险，多数人不免“二进宫”。和那些秘密的证物一块带出来的，还有身体上难以褪去的印痕。

　　2013年2月的一天，北京南郊东高地的一处民宅里，几位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者们做了顿“团圆饭”。其中两名残疾人的拐杖倚在门边，在客厅和厨 房之间，她们近90度地弓着肩背，一步一步挪动。门牙松动，桌上稍有嚼头的菜肴都剩下了。为遮丑染过的头发之下，所有人的发根都已花白。难得一聚的几位 “学友”背后，是望不到头的一长串名字：刘华、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以及尚未走出劳教所 的刘玉玲……

　　直到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年内停止劳教制度，以及对上访者不再批准劳教，她们才看到了彻底走出马三家的希望。但马三家仍在接收劳教人员的事实，以及尚在劳教所中羁押的同伴的境遇，却使她们心有余悸。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辽宁全省女性教养人员集中羁押的地方。个中情形，远非“劳动教养”四字所能传达。

　　她们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借助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约略得以还原。

　　入院

　　2007年8月初，王玉萍在拘留所关押十天后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她患有子宫肌瘤，裤裆和留到腰际的头发都被出血浸透了。入所时要体检，王玉萍自述扶着墙勉强接了尿，医生眼皮不搭就说这是尿，“我说这是血啊不是尿，她就说‘扔了’！”

　　按照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劳教院不能接收。锦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在2007年3月出具的一份 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劳教院没有为其治病。十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 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是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因为哥哥朱传清在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

　　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两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劳教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身患疾病或者残疾之下“入院”的，还有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导致血红蛋白很 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马三家劳教院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大多是参与盗窃)，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 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劳教院而送钱的情节。

　　为了顺利送上访者入院，公安机关颇费心思。经过艰苦说服，绝食的盖凤珍在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签了字，但释放证明上随即被写上了“转教养”字样。 进了劳教院之后，她才拿到了自己的拘留释放证。李平则是被告知到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局领取45万元赔偿，警察穿着便衣开普通小车直接拉到马三家劳教院。到 了门口，李平得到了一张教养决定书。

　　现行劳教体制下，决定劳动教养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公安部门法制办，由司法部门管辖的劳教所只负责执行，并无动力细究其程序。刘玉玲于2012年8 月13日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她收到的劳教决定书日期却是7月30日。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往往劳教决 定书也是事后补齐，甚至未加盖公章。在上访人员的解除劳教出院书上，绝大多数也没有编号。

　　湖北女子梅秋玉“入院”的心情和别人有异。因早年婚姻破裂，梅秋玉远赴东北，却遭遇强制引产。2008年1月底，因为上访中小孩高烧无人理会， 梅秋玉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爬上一棵大树，随即被带回大连刑拘。5月15日，梅秋玉从大连看守所上着背铐，由四人押送到马三家。“别人到马三家都是哆嗦，我是 噌一下跑进去了。”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备受折磨的她，看到这里漂亮干净的楼房、大院里矗立的雷锋像，以及马三家镇路口国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 牌，“以为进了那个大门我逃了一条活路”。梅秋玉说。

　　但闪闪发光的大铁门后面的经历，并不符合她的想象。

　　进门第一步是搜身。下岗女工李平被“四个吸毒的按地上，把头发先铰了。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凶器。简直蒙了，没见过这阵势”。李平不服，提出自己没有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管教说，你进来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公安局送来你就是罪犯，至于什么手续和我们没关系。”

　　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入院之初，她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很快纸笔和书本被没收了。 她意识到这里需要的是服从和恐惧。“第一次看他们全副武装带上警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身上背着警棍、报警器、手铐，我就想你是人民警察吗？这些女人 犯了多大的错啊？”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