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的楼房是2000年新建的，看上去宽敞明亮。宿舍是架子床，每舍20人左右，比之以往的小平房、稻草土炕、烧苞米杆取暖，硬件大为改善。 但宿舍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用于外界检查参观，晚上并不能打开来睡觉，被劳教人员们称作“假象被”。真正盖的被褥每天早上打包放在仓库，晚上取来。

　　肖溪介绍，劳教所供暖经费不足，冬天暖气不热。规定一个月洗一次澡，但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夏天能提供热水浴，其他时间用冷水擦身，女学员大都患上了痛经。直到最近才给了女学员擦洗用的热水。

　　更成问题的是伙食和医疗。

　　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司法部条令规定，劳教人员的伙食和医疗由国家承担，劳动教养人员的口粮、副食品按照当地国营企业同工种定量标准供 应。近年实行了经费人头包干制，要求劳教人员生活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水准，辽宁省是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伙食费160元，这笔钱并不足以吃上过得去的伙食。

　　主食是两顿窝头一顿米饭，有一阶段有混合面的馒头。菜就是煮白菜萝卜。中午的米饭总是煮得不熟，剩下来掺上水，做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往往都没有 煮热，窝头也发凉。只有晚上的窝窝头和菜汤是热的，被称为“救命的一顿”。梅秋玉说，伙食牌子上写的标准是有荤腥，“实际什么也没有”，只有过年吃一顿小 饺子，星期天有很小一片咸鱼。上访人员梅秋玉、陆秀娟、赵敏等人被编入“特管队”期间，伙食更差，九个人只有一小盆大头菜，主食只有窝头。由于维生素和盐 分严重缺乏，几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灰指甲，向管教队长申请买咸菜，也没获允许。

　　2013年初，王振在探望妻子刘玉玲时得知，在订单空档期，她们的伙食减为一天两顿。

　　劳教人员家属送的钱由所里统一管理，每个劳教人员有一个户头，凭卡支取购买零食日用品。劳教所里开有小卖部，价格奇贵，一块劣质肥皂卖到5块 钱，一个鸡蛋两块钱。近来在司法部一再严令下，在大楼底层开办了明码标价的平价商店，但据劳教人员说是摆货应付检查，真正卖货是在另外的小卖部，仍旧是价 格奇贵。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释是，“这好比飞机场，顾客是特定的，东西的价格总要贵一些”。由于劳动量大，油水薄，明知价格贵，不少劳教人员也不得不购 买补充营养，家中无人送钱的就只能硬熬了。

　　亲情餐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劳教条例规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与劳教人员一同吃饭。相比起正规的接见，这种方式限制较少，因此家属和律师会见往往采取此种做法。但亲情餐的价格，却量少质次价高。贾凤芹回忆，每次丈夫和女儿探望她，点两三个菜就要花100多元。

　　看病是劳教人员的大宗支出。按照国务院规定，劳教人员的医药费由劳教院全部负担，但实际上，马三家劳教所里都是学员自己付费。陆秀娟保留的卫生 所和劳教院医院药费单据显示，从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钱的西药费，都要当场支付，还要收取10元一次的注射费等。此外，还有一张2008年11月26 日由管教队长陈秋梅草拟、陆秀娟签字的“一大队三分队陆秀娟欠药费”的欠条。在陆秀娟的劳教日记中，只有一次她从值班的一位周队长处得到了几片祛痛片。

　　卫生所和劳教院附属医院的设施简陋，碰到需要动手术或转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劳教人员的负担更为沉重。马三家劳教院原副院长彭代铭介绍，遇到劳教人员重病，一般是办个院外就医，自己回家治了事。

　　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劳教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 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 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进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 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劳教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 今仍在劳教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干活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铰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万件，裤子3万件，其他工作服2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装4万件。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最低10小时，一般12小时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 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17点。如果遇上赶工期加班，就说不准了，据肖溪透露，时间可能会超过午夜12点直至一两点。 司法部劳教局规定，劳教人员劳动每天不得超过六小时，因季节、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经劳动和教育部门审核，每天最多不超两小时。流水作业，手脚慢影响了下 道工序，就面临罚款、体罚、加期。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刘华干的是画线、铰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我一天要过手1800件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 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缝制成衣的人，任务量是320件。《上访日记》记载，2010年7月20日，刘华完成定量后，带班(从劳教人员中选拔的生产 管理者)要求刘华再加50件案板工，刘找值班队长评理，被带班当着干警的面打伤，此后去大北监狱医院做了CT。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 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 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没有周六的学习或休息，常常也没有周日和节假日。陆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妇女节，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们上了一整天又加了一个通宵的 班，后来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干活干到迷糊是寻常现象。王桂兰本身是开成衣铺的，车间的活儿比较内行，动作比别人快，还能指导别人和修理机器。但是她年过 六十，好几次干着就睡着在机台上了。王桂兰由于有技术，不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学员可能被带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铁板尺抽打头背。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 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为了保证干活时间，防止借故怠工，车间的厕所也被锁起来，一天只准上三次，这成了劳教人员和带班、值班队长之间冲突的诱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于劳动的理由。贾凤芹保留的劳教所卫生所注射通知单显示，她因为“昏迷待查”和“眩晕待查”输液，得到的优待不过是“照顾劳动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

　　彭代铭回忆，“素质差一点的干警、带班，认为有人装病怠工，你说干不动活也拉过去，到现场待着。”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都冒不出血来。

　　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她们进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肖溪说，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间最 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进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超强度劳动是马三家多年的传统。彭代铭回忆，作为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和分管生产的副院长矛盾很大，他想保证教育时间，但课时都被干活挤占了。肖溪称，由于劳教人员干活时间长，干警也无比辛苦，加班加点盯着，“玩命干”。

　　马三家劳教院地处沈阳市西郊，根据《院志》记载，总面积近3万亩，在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1.5万多亩耕地。直到数年以前，这些耕 地全部是由劳教犯耕种，栽种玉米、棉花。此外劳教人员更长年外出做劳务，挖沟修路。“在沈阳街头，那时看到一群群穿黄马甲干苦活的，就是劳教人员。”曾经 在司法局处理涉及劳教工作的律师王力成说。女学员则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艺品。劳教院拥有自己的被服厂、加工厂、机械化养猪场、烧结厂，还有服装公司。《上访 日记》中提到的欣誉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业务联系地址就在马三家劳教院，员工人数标注为5人至10人，实际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劳教人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