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如果为政绩，权利就会被弃置

　　刘采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这几起事件和很多拆迁纠纷一样，几乎都可以用“由来已久”形容——— 死人，其实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农民遭遇过什么？

　　在此之前，拆迁方往往已经采用多种法律不允许、不容忍的手段骚扰、纠缠和危害农民。以中牟惨案为例，开发商弘亿庄园曾推倒宋家地里的林木，逼得 宋合义等人只能采取地头巡查等方法保护自己，直到铲车开进他家的承包地；湖北巴东县村民也证实，施工方为了逼迫他们，堵路、挖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村 民的房屋都给淹了，问题延宕三年，农民呼告无门。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么长的纠纷过程中，在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弄出人命”的阶段，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得不到保护？如果合法权益全无屏障，那么 在穷尽手段之后，躺在或者站在铲车前，用孤注一掷的方式维权，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维权的农民怎么可能想到，会有人制造“花钱买命”的拆迁模式！这只 是拆迁啊，怎么能夺人性命？

　　翟春阳：直接原因当然是权力的庇护。而在基层，一般又与法治不彰有关。但权力为何要庇护拆迁方？最主要还是双方利益一致。这种一致，并非开发商 给官员输送多少经济利益那么简单；即使开发商不输送任何利益给官员，双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为“开发”可以为当地官员创造政绩。而利益一致，让地 方政府总是作为开发商“保护伞”的角色而出现。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开发商弘亿公司碾死人，但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还笑着强调，这是一个施工事故，死者饮酒过多。白岩松说，“这一笑让我浑身都发冷。”

　　肇事企业的高层笑谈农民被碾死，这刺痛了公众的心，同时也暴露出更多疑点：企业是不是与地方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就敢让推土机开进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现性命争斗，也可以最终“达成谅解”？企业面对人命惨祸还能气定神闲，只能让人联想到，这背后有着行政权 力的身影。

　　刘采萍：接受“赔偿”的农民，也许并不认同那几十万或者上百万，就是买下一条命的“价值”。但我想，拆迁者，倒是很可能认可这个交换公式。在一 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中，曾流传着“打断一条腿十万，打死一个人二十万，伤亡赔偿都造在预算中”这样的说法。这到底是狂言，还是拆迁潜规则？到底有多少开发 商、工程方，伤人之后还能这样理直气壮？

　　强拆和拆迁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拆迁，意味着谈判，交易，利益变换。但是强拆，意味着霸气，霸气背后是霸权。霸权从哪儿来？恐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纵容……

　　翟春阳：我并不认为一家企业真能那么气定神闲，值得计较的，也不是那位总经理的笑——— 而是他的话，他把事故的责任，推到了被侵犯者的身上。

　　注意，这不是这位老板下的结论，而是当地警方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死亡，只是轧伤或者殴打了宋合义，地方政府恐怕依然会站在企业一边。正是这样的有恃无恐，纵容了企业的不法，最终引发“意外”。

　　政府守住行为的线，法律才能护住农民的天

　　刘采萍：刚才谈到一点，就是这些拆迁问题，往往都纠缠了相当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农民的合法利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我们没法回避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正是在行政干涉下，剥夺了农民维护权益的合法途径。

　　李妍：河南中牟惨案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给出“死者醉酒”的结论，与此前当地政府给出的“意外事故”的表态高度吻合，这已经将事情很微妙转到了 不利于死者的一边。尽管如此，许多人对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充满了不信任。因为在案发仅一天，当地就做出了“意外事故”的认定。

　　政府必须在司法机关作出严谨的调查、认定后，才能表态。可是现实中，官方表态往往比法律更管用，所以在当地政府发出“意外”声明之后，警方也以“死者醉酒”的调查结论佐证之。这自然无法让公众信服。

　　翟春阳：你要政府守法，那政绩就没有着落。这里其实存在两个制度成因，一是政绩评价机制。我国目前的政绩评价机制基本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二是官员任用机制，同样是自上而下的。正像一些官员说的，你守法，就什么也办不成。

　　李妍：看来法律在土地拆迁纠纷上的缺位，根子还是因为权力不守法。正如之前说的，法律有时要服从于权力，而权力需要政绩和经济利益，那么法律也会跟随，去服从甚至服务于政绩和经济利益。

　　现在一些地方的司法现状，有时很难对权利保护周全。

　　刘采萍：这两年强调公安干警、法警等不能站到拆迁第一线，不能卷入本该在法庭上解决的纠纷，或是在纠正过去的错位。只是，光有这种纠错还不够，还应该完善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让官员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为民众负责。 (责任编辑：admin)